“要想真正让老百姓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压力，只有从体制上下功夫。”

根据国家发改委规定，9月1日起将降低部分激素、调节内分泌类和神经系统类等药品的最高零售价，从降价的范围和幅度来看，共涉及82个品种、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幅为14％。这是继今年3月对162个药品品种调价后年内的第二次调价。多位业内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这几年频繁降价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些药品还比以前卖得更贵。

对药企影响有限

据相关机构初步统计，自去年8月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来，基本药物的价格共计约下降30％。

这是否给药企营收带来冲击也成了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对此，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整体降价幅度其实是小于行业预期的，对国内药企或外资、合资企业的仿制药与原研药的影响不一，但普遍带来的冲击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外资药限价品种占比达80％。“外资药品往往定价过高。”有业内人士指出，限价可能导致外资药企利润降低，缩小国内药企与外资药品的价差，进而以良性竞争推动行业发展。

据了解，华创证券对此次降价目录中上市公司涉及的20个品种进行过梳理：过往药厂中标价和调整后最高零售价之间价差大于15％的就有9种，没有中标价格高于最高零售价的品种。这也意味着院方或药店的零售价是在中标价的基础上，增加15个百分点，因此不难看出此次药价下调对企业的影响确实有限。

陷入“限价”怪圈

《国际金融报》记者参照此次9月限价的目录与市场现行价格进行了对比调查，发现限价后的价格竟然有高于现行零售价的情况。深圳宝民安药店胡女士告诉记者，其药店拜耳医药生产的阿卡波糖50mg×30装为60.5元，而国家发改委限价目录上标明最高限价为74.2元。近23％的价格反差也让国家发改委的上述惠民工作形同虚设。

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也曾发出通知决定降低部分主要用于治疗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格，调整后的价格比现行规定价格平均降低21％。按照官方预计，今年3月用于治疗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的下调，可为群众每年减轻近100亿元的药物负担。

但记者发现，“超限价”现象也在3月的“限价令”中出现。例如，珠海联邦制药的阿莫西林颗粒剂125mg×24装，3月限价之前药店普遍售价为14或15元，而发改委最高限价则为16.4元。

与此同时，很多产品在3月限价令执行后到现在仍未调整价格，而不少降价药更是“见光死”。昨日记者走访发现，例如0.15g×10片装罗红霉素分散片目前售价为10.5元，而3月份最高限价则为7.5元。

体制上下功夫

自1998年至今，这是国家发改委第28次通过行政手段来降低部分药品价格，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监管不力使“降价死”和“超限价”的情况屡禁不止。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物价局药价处原相关负责人昨日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一方面限价的力度不够，几乎每次调整都是隔靴搔痒；其次，每次针对药价的调整，商家总会有规避的办法，有的通过换包装、产名、说明以新药来售。以罗红霉素为例，有3元的，有石家庄制药生产的39元的，成分都相差无几，价格却相去甚远。另外，对于降价药，医院、药店会选择功能相似的且价格更高的药来替代，以至于一些好药因“医药销售和扭曲的利益链”而消失。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指出，单纯下调药品价格是表面上的功夫，并未碰触到药价居高不下的顽疾，要想真正让老百姓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压力，只有从体制上下功夫，但是如今“以药养医”体制已实行几十年，想要看到效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于种种质疑，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强调，为应对政府降低药价的政策，有的企业不再生产降价药品，或同样药品改头换面。现在有关部门已通过严格新药审批和比价换算公式，确保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